高考改革，何以解憂？
張恒亮
2月2日以來，自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秦春華先生談到關于新高考改革面臨的諸多問題（見2月2日《中國青年報》所發《學生和高校自主選擇權不落實 播下龍種可能收獲跳蚤——我對浙江高考改革試點方案的憂慮》）后，這種憂慮的空氣就在輿論圈中不斷振蕩、擴散……，直到這兩天，《工人日報》就此還在發文提出要多聽聽不同的意見。對此，我以為我們不能僅僅喊幾句“畏首畏尾，身其余幾”壯膽式的口號應付過去，還應當認真對待秦先生提到的問題。
秦先生運用經濟學原理中的博弈理論談到，高考改革中的幾個主體可能會出現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相互沖突的“囚徒困境”等情況。我以為，秦先生至少沒有準確理解博弈論“囚徒困境”中的利益各方與高考改革中利益各方的根本區別，因此才會推導出如此的結論。何以見得呢？囚徒困境中的各方有以下特點，其一，各方地位平等，選擇機會均等；其二，各方存在著利益沖突。如此才會有為了個體利益的最大化而對另一方造成損害的結果。但高考改革的各方，政府、中學、高校、學生之間，他們的決策地位是不平等的，其中政府是定乾坤者，在各方的決策中起著基礎性的決定作用；換句話說，政府不僅是游戲中人，更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再者，四方的也不存在著嚴重的利益沖突，也就是說各方可以在高考問題上達成利益的共識：這就是，中學為高校培養合適的人才，學生選擇合適的高校，高校培養合適的學生，學生學業有成，畢業后順利就業，政府則實現了人盡其才，各歸其位，各得其所。如何實現呢？首先，政府通過制度設計和觀念推廣，對各中學的政績評價不再僅考察名牌大學的升學率，而是考察其在各級各類優質學校的升學率，即將考上成都航空職業技術學院的人數與考上北大的人數同樣對待；再者，要求各中學一定要尊重學生自身的選課自主權，不能越俎代庖；第三，發動社會各界力量，支持中學進行學業規劃教育，幫助中學生盡快樹立學業規劃的意識，掌握學業規劃的方法和能力；第四，適當減弱高校選擇學生的權力而增加其培養的權力，也就是說，向西方高校學習，借鑒其寬進嚴出的思路，在入校的時候我沒有多少權力（比如只有按照分數錄取的權力）考察你，但進校后，你各門功課能否及格，能否順利畢業并拿到文憑則由高校說了算。
如此以來，就可以實現各利益主體責、權、利的統一，學生的責任和權利在于學業規劃和努力學習，通過承擔此項權利責任，可以實現考取大學、學有所成，優質就業的個人利益。中學的責任和權利是傳授知識，培養人才，協助、指導學生的學業規劃，促成每一個學生考入適合自身發展的高一階段學校，或者順利進入人生發展的下一階段。高校的權利和責任是進行自身的特色專業建設，提高教學質量，幫助學生學到掌握適合自身發展的知識和能力，促使其順利畢業和優質就業。
經過上面的制度設計和觀念革新，我們可以看到，秦先生所擔憂的中學為了追求片面的升學率而代替學生選課的情況將不復存在，因為政府考察各中學的升學率是各級各類高等學校，而這不是僅憑分數高就能決定的。需要的是中學發現、發掘、培養學生個人的各類興趣愛好和職業潛能，幫助其考入到適合于自身發展的各級各類優質高校。
另外，在討論中，秦先生很看重高校的招生自主權，但高校招生自主權的本質內涵是什么呢？這里想與秦先生商榷一下，我曾經為此專門寫過一篇博文《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地選擇學生》，其中指出：高校招生的自主權固然有自主選擇學生的成分，但它的主要內涵體現在招生專業的設置權，招生規模及價格（學費）的決定權。因為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高校在本質上類似于來料加工型企業，學生選擇它，請它幫助學生自己掌握知識和能力，把學生打造成某一方面的專業人才，然后學生去人才市場上自行銷售（求職）。這一過程中，高校提供的產品就是教學服務，而招生實質上是它的銷售工作，市場經濟下的高校必須要有銷售的自主權，而這里最重要的是高校要能決定自己銷售什么？銷售多少？并且擁有定價的自主權。這其實就是招生專業和招生規模及學費水平的決定權。這些權利也就是高校招生計劃的制定權，但遺憾的是，直到現在，教育部仍然沒有把高校這一至關重要的權利完全下放。至于把這產品賣給誰，也就是招哪個學生，則由于高教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學生的選擇權要大于高校，因而高校的話語權就會逐步減弱。因此，我覺得，高校招生自主權的本質是其招生計劃的制定和執行權，而非選擇某一個學生的權利。
多年來，人們都在詬病應試教育的問題，這次新高考改革是最有希望扭轉這一局面的重大舉措。當然在執行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細節問題，但大方向完全正確。只要我們進行了科學的制度設計和相應的觀念革新，并在實踐過程中不折不扣的執行，我們就一定能到達成功的彼岸！
